“新旧调和论”既然是以“保旧”为基础的，自然遭到了提倡新文化的人们的反对。张东荪的《突变与潜变》、《答章行严君》，蒋梦麟的《新旧与调和》、《何谓新思想》，常乃德的《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等文，体现了西方文化派对“调和论”的批判。张东荪对“调和”的概念进行了辨析，指出它与“共存”、“相同”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他指出，章士钊所举的“新旧杂存”现象诚然存在，但那只是“共存”即两个东西同时存在，这两个虽则同时存在，却不是调和，譬如章太炎与徐世昌同时生存在中国，他们的主张却是相反的；“相同”也不是调和，“譬如说旧道德主张克己，与新道德主张利他是相同的”，“只要取了新道德便够了”，也无所谓调和。蒋梦麟认为，新旧调和是自然的趋势，“抱新思想的人渐渐把他的思想扩充起了，抱旧思想的人自然不知不觉的受他的影响，受他的感化，旧生活渐渐自然被新生活征服——旧思想渐渐被新思想感化”。这种调和不是人为的，新旧之间是用不着调和派的。他实际上提出了虽在客观上存在调和的趋势但在主观上却不应讲调和。常乃德径直强调中国固有文明“很欠完备”，“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西方文化派在批驳“调和论”时肯定了批判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必要，但并没有科学地解释新旧文化的关系，在强调以新代旧时，出现了“全盘西化”、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