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在东北失利后，华北国民党军感受到极大的压力，因为“东北不保，华北亦难独存”，中共东北野战军的百万大军势将入关，从而改变华北国共两军力量的对比。但是傅作义估计中共东北部队在大战后需要休整，一时还不会入关，因此对外公开宣称：“目前局势严重，但其严重程度还不至于威胁华北的生存。”蒋介石也给傅作义打气，认为“东北战事虽告失利，但共匪主力尚难遽予华北局势直接威胁”，“傅总司令作战精神与战略之运用，均极勇敢周备”，只要“适时加强战力，整个战局无虞”。但华北国民党军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是国民党统帅部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如同辽沈和淮海战前的局面，国民党军又面临着战还是守、撤还是不撤的两难选择。还在东北失守之前，华北“剿总”已在9月下旬就未来之战守拟出了三个方案：一是适时放弃热、察、冀，全军转进绥远，控制西北，休养生息；二是适时放弃承德、张家口、保定，暂时控制北平，主力集中津、沽守备，便利其后之行动；三是察绥军转进绥远，中央军集中津、沽。第一案实际无法执行，因为绥远和西北贫瘠之地养不了如此数量的军队，回旋余地甚小。傅作义内心里其实并不排斥第三案，因为绥远毕竟是其起家之地和基本地盘，各方面情况熟悉，部队也便于指挥，但实行此案有另立门户之嫌，易遭蒋介石之嫉，因此在表面上，傅作义以第三案分割兵力为由未予考虑，只将一、二案提出征求意见，结果多数人同意第二案。傅作义本不愿实行此案，因为他的基本部队多出身于绥远，南撤将是寄人篱下，何况能否顺利南撤亦是问题。但为了敷衍蒋介石，观察形势变化，傅即以此案提出于国民党统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