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才意识到，任老师是个老牌的“红二代”，上学时竟全没注意。他是如何长成了一个跟自己的出身无关的人？
他说：“因为痛苦的童年。”
1937年他出生时，身为共产党员的父亲在蹲国民党的监狱。他6岁时，母亲改嫁他人，娶她的是一直暗恋她的国民党军官。他选择在奶奶身边度过孤苦的童年。他13岁时，在武汉为官的父亲（“文革”时，这位父亲为自己在30年代的被捕和释放而百口莫辩，饱受折磨）把他和奶奶接来，与自己的新家庭共住。缺失父爱母爱的早年生活，使他终其一生都是个极力自我喂养，却又饥渴于爱的孩子（师母对我如此慨叹）。他的母亲（被他称为“一个30年代新女性”）和父亲的命运，早早为他彰显了人生与历史的荒诞。在他的第三人称自传里，关于这些他只写了寥寥几笔，却堪称一部大戏：
一个30年代新女性的二次选择，简直是一场布莱希特式的演出：舞台景深的文昌阁影，时近时远。在舞台一侧，他的母亲，18岁，到成都一座监狱为第一个丈夫送饭，无须暗转，30岁，到同一座监狱为第二个丈夫送饭。对称的，在舞台另一侧，他的父亲，前半生中的10年，在秘密的追捕、囚禁中，同样无须暗转，后半生中的10年，在公开的审查、批斗中。
